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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炜 Roy

Supernova

3月28日

Danger of Excessive Reserves

Asia's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fuelling asset bubbles with their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nd could put them to better use by retiring debt or buying higher-yielding investments,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said yesterday.

Ifzal Ali, ADB chief economist, said the current level of reserves held by Asian developing economies – $2,280bn – was excessive.

These reserves, unless sterilised, lead to increases in money supply, which in turn, lead to bubbles in assets,” Mr Ali said. “Across the region, we are seeing asset bubbles both in housing and equity markets.”

Mr Ali suggested tha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e their reserves for retiring debt,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or providing funds for social needs.

He added that returns could be boosted by investing in equities or other instruments, rather than focusing heavily on US Treasuries and eurozone bonds.

By investing even half their reserves in instruments yielding an extra 500 basis points such countries “would generate a $50bn fiscal dividend equivalent to about 0.8 per cent of regional GDP”, Mr Ali said. He said developing Asian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China to put together investment plans.

By most measures, countries are holding reserves far in excess of those they need to cover short-term maturing foreign exchange liabilities, plus any demands that may come from internal sources,” he said.

South Korea's setting up of the Kore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China's decision to more actively manage more than $1,000bn in reserves, are step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Mr Ali said. “It is a step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will move towards over the next two to three years.”

But Mr Ali said Asian countries needed to be aware of risks involved in more aggressive reserve management.

“These are not risk-free,” he said. “I think both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ill be quite cautious on the pace at which they will pursue this particular initiative.”

3月11日

减缓百姓负担 中国固定资产投入应转向医疗教育

    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已使它成为强大的经济体,但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仍是个被牵制着的火车厢。中国应把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转向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减缓中国家庭在这些项目的沉重负担,进而释放出庞大的消费能量,使中国成为可以靠内需带动自己的火车头 (locomotive)

  新加坡经济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光炎教授(陈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并且还作为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经济顾问,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出了宝贵意见.)昨天在南大商学院主办的“经济与金融高峰论坛”上引述大量数据指出,中国近年来的政府收入与国营企业收入虽然不断增加,却把收入投到固定资产投资上,以致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虽然也略有改善,却因为得负担更大的教育、住房及医疗开支,出现了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家庭储蓄率却减少的怪现象,因而使国家内需一直不振

  论坛上的观众席间,马上有人私下说道:“这就是国富民穷的问题,经济改革了那么多年哪有强国富民。”

  陈光炎说,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方式如果能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减少中国当前对欧美等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就能减缓中国与这些国家因为庞大贸易顺差导致的贸易争端,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现在美国等中国依赖出口的国家是火车头,中国是车厢。它们给中国压力,中国就会受到牵制。如果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由国内驱动,中国就可以从车厢变成一个火车头,可以带动自己,甚至带动亚洲国家和全世界。这不仅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有利,对中国老百姓的福利也有好处。”(不过我觉得要想通过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就中国目前的国情来说这一转型还困难重重.首先,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老百姓大多把钱存在银行以备医疗及教育之需.及时近几年来央行一再降息以促进国内消费,但是却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还有,中国人传统的节约理念,也同样制约了这一政策的作用.)

  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06年上升了42倍,但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同期间只增长了34倍,农村人均收入则增长27倍。而尽管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及国营企业的的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上升,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近几年都没有改变,有增加投入的是行政管理开支。换句话说,家庭的福利受到挤压,经济负担加重。(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政府从今年开始推广农村12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从而减轻了农名家庭的负担,但是农民的消费水平及能力毕竟有限,不会对国内消费需求产生太大的影响.)

  不过,陈光炎也表示注意到中国政府近两年已开始关注过度依赖投资,也在设法减轻家庭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负担。中国财长金人庆前天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曾表明,“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买单”,同时承诺随着中国财力增强,财政部将再提高教育占GDP的比重,预计这一比重今年就能达到3%。

  陈光炎认为,要有效转变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增长方式,中央还得建立有效机制。例如,通过激励地方政府的机制,改变地方政府只追求GDP增长的心态,而更要重视居民在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另外,因为行业垄断和享有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取得丰厚利润的国营企业,也应上缴红利。

  据他计算,中央政府如果要国营企业支付红利,即使支付率只是50%,去年中央政府在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就可以增加100%,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就可大大减少。

     陈光炎告诉记者,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是资源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resources)的问题。中国政府应把增加的收入回流给广大民众,只有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经济改革的利益,经改才能获得更广泛支持而能走得更远、取得长效。

  

3月10日

新加坡的医保制度

新加坡的国民只要拥有保健储蓄账户、购买政府推荐的大病保险,并选择自己负担得起的病房等级,就根本不需要为医疗费担心。尽管这一制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医保制度之一,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制是储蓄基金型的代表,主要通过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来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3月出炉的一份报告显示,在191个成员国关于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新加坡名列第6位。完善的医保制度确保新加坡的国民都可以支付得起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

  储蓄账户+高额补贴

  2006年11月,在一起 交通事故中,颈骨受伤的高女士正在新加坡公立的国大医院接受治疗。虽然住院费很昂贵,高女士自己没有工作,可她一点也不犯愁。因为她可以使用她丈夫保健储蓄账户里的钱来支付医疗费。每个月,高女士丈夫的工资都会扣除一部分存在他的保健储蓄账户里,这些钱会积累起来,足够用来支付他家人的医疗费用。

  原来花的还是自己的钱,只不过因为定期积累,所以有了一笔不小的储蓄,可以应付医疗方面的不时之需。不过,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完全把医疗费用交给个人来负担,只要患者在公立诊所和医院就医,不管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可以享受高额补贴。

  新加坡欧南园综合诊所负责人陈国良对记者说:“公立的综合诊所门诊费是16新元,但是可以享受50%的政府津贴。”

  除去政府的补贴,患者还可以从自己的保健储蓄账户中拿出钱来,参加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专门针对大病的“健保双全计划”,住院病人和部分慢性病患者的医疗费还可能得到保险理赔。

  笔者曾看到一位骨科病患者的医疗费账单,这位患者在新加坡国大医院住院37天,手术费、药费、住院费,一共花了25000多新元,相当于人民币 12.6万多元。账单显示,政府提供了20631多新元的津贴,保险机构支付了2531多新元,保健储蓄账户支付2035新元,患者结账时自掏腰包的不过 75新元,只占全部费用的0.3%。

  新加坡卫生部医疗保健财务署署长助理蔡妏励说:超过90%的受津贴病人都能利用保健储蓄里的存款来完全支付他们的住院费用,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无需掏腰包支付现款。

  虽然有医保、有津贴,但在新加坡,看病并不是大锅饭,特别是政府对住院患者病房费用的津贴,按照不同的病房等级有着很大的区别。通常情况下,A 级单人病房有空调、电视机和独立的卫生间,这种高档病房不能享受政府津贴,一天的费用要250新元;而最普通的C级病房有8个床位,使用电风扇,可以享受 89%的津贴,一天只要25新元,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合适的病房等级,而且完全不必担心医疗服务质量会随之下降。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国民只要拥有保健储蓄账户、购买政府推荐的大病保险,并选择自己负担得起的病房等级,就根本不需要为医疗费担心。

  全民覆盖分层保障

  新加坡国民之所以不会被巨额的医疗费用所拖累,除了政府的大量补贴之外,还得益于多层次的医疗保障。这也是新加坡医保制度最成功、最被人称道的地方,它包含三个层次: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保健基金计划(Medifund),俗称“3M”。

  保健储蓄计划设立于1984年,是一项强制性的全国储蓄计划,也是新加坡医保体系的基础。每个有工作的人,包括私营业主,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6%~8%存入设在 公积金局的个人保健储蓄账户,用于支付本人及直系亲属的住院费用,直至退休。每月的缴费由雇主和个人各承担一半。

  1990年推出的健保双全计划,专门帮助国民支付重病或长期慢性疾病的医药开销,由个人自愿投保,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保费从个人保健储蓄中扣除,缴费标准随年龄逐渐递增。由于这一计划保费合理、保额可观,目前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

  而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者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人群,则可以申请保健基金计划,这是由新加坡政府出资设立的信托基金,目前基金总额已经累积到11亿新元。2005财年有28万多人申请,其中99.9%都获得批准。

  医改,取消免费的午餐

  2004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全社会医疗费用总额为3亿4528万新元,占整个GDP的4.1%;这个比例比英国低4%,比法国低6%,比美国低11%。但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关于医疗卫生公平性的排序中,新加坡名列第6位。也就是说,新加坡用相对合理的社会支出,较好地兼顾了医疗的公平与效率。而这一切,则要归功于新加坡始于1984年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蜿蜒的新加坡河畔,矗立着新加坡国父史丹福·莱佛士爵士的白色雕像,暗示着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那一段陈年旧事。正是在那个时候,新加坡按照英国的福利模式确立了自己的免费医保制度,由政府支付社会医疗费用。

  但是,这种由“政府大包干”所滋生出来的大锅饭心态,一度使得国民的医疗需求无限膨胀,医疗卫生支出就像是无底洞,政府不堪重负,医院效率低下,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从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从国情出发,重新确定了医保哲学。

  新加坡卫生部医疗保健财务署署长助理蔡妏励告诉记者:新加坡保健资助哲学有2个重点,一是强调个人责任,加上政府津贴使人人负担得起保健服务;二是通过共同付费原则分担责任,避免所谓免费医疗服务的错误观念。

  改革后,政府财政的压力大大减轻,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个人必须为看病买单”的观念在新加坡已经深入人心。政府的补贴再多也只占到医疗费用的一部分,每次看病住院都必须动用“保健储蓄”或“健保双全”个人账户,花的是自己的钱,这样一来,个人就会自我约束,不会无病求医、小病大治。而这种自我约束又会反过来制约医院的大处方和 药价的虚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制度虽完善也有看病难

  当然,新加坡的医疗制度并非十全十美,由于政府规定只有在公立医院看病才能享受津贴,公立医院总是很繁忙,病人从挂号到见到医生,等上三四个小时也不足为奇。为了解决看病难,公立医院纷纷采取措施,比如建立预约制度、鼓励慢性病人在非繁忙时段就诊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新加坡的医保制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医保制度之一,但是即便如此,新加坡也面临着新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医保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行起来非常不容易。因此,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要根据国情不断调整,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金梅

3月5日

这不是一个讲真话的时代

经济学和物理、化学一样都是科学,但是普通人不敢随便质疑一个受过多年训练的物理或化学家的言论,但是一个稍通笔墨的人却敢于和一个受过多年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辩论。今天这依然是经济学学家的大不幸,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群狂热的无知者的无知争论。因此,这不是一个讲真话的时代。

茅于轼: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

      铁道部为了照顾利用春节出门的所有的人,决定春运一律不涨价,而且今后也不再涨价,受到大众的欢迎。有人说这一决定是铁路方面迫于社会的压力,也有人说铁路是为了讨好群众故意做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做好事的动机。否则还有谁愿意做好事。

  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从政策的愿望看,而是从其结果看。春运不涨价使坐火车的旅客得到了实惠,但是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并不低。总起来看这项政策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益是好是坏还很难说。

  首先,铁路的能力显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加开了许多临时开车,能力还是够不上。结果是很难买上票。买票难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排长队。大家可以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各个火车站临时售票处拥挤的人群。票价是便宜了,但是要得到它需要付出额外的排队成本。光是由于排队所花的时间代价,恐怕就超过了省下的没涨价的那几块钱。更何况排了队也未必一定能够买上票。

  车票变成了稀缺商品,就给“倒票”创造了条件。票贩子有了活动空间。一度减少了的“黄牛党”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或者成群结队地大量买进,然后加码卖出。其差价显然要大于没涨价的那部分钱。正常的旅客不能从正常渠道买到票,只好求助于票贩子。他们不但没享受到正常票价的好处,反而还比涨价后的票价更贵了。

  更有能耐的“黄牛党”还能够内外勾结,把车票成批地倒出来,然后抬价出售。这个铁路系统的老毛病治理多年不见改善。甚至于有人怀疑这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车票的稀缺性,自己手中掌握了稀缺商品当然有利可图。比较航空机票和铁路车票的发售可以看到铁路部门售票系统的落后。航空机票可以买一年内任何始发和到达点的机票,不需要手续费。而火车票除了少数几趟车的都只能买四天内本地出发的车票(没错,决大多说车次只能前一日才能预定),还要五块钱的手续费。虽然铁路车票的预售比航空机票复杂(因为有中途下车的),但是按照现代计算机的技术是不难解决的。一般企业最重要的部门首先是市场营销,可是铁路对买票的落后性似乎视若无睹。几十年来基本没有改进。能够做的事不去做,难免让人怀疑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的买票难。(本人就有切身感受,春运期间帮人买火车票,可是感觉到"坐火车难,难于上飞机"。排10多米的长队等了一上午,结果等到了自己,票倒是卖完了。然后打电话订票吧,一直拨不通,订票的人太多,一直占线。最后,我这个好人也没当成,叫朋友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由于车票稀缺,产生了假票。春运期间造假票的非常猖獗。公安部门侦察到印制假票的商贩,一查就是几百张。当然假票不一定和春运有关。不是春运也会有。但是因为正常渠道买不到,只好找别的路子。这确实为假票创造了销售的机会。如果不小心买到一张假票,被铁路方查出来,中止了旅行,损失就更大了。

  历经了千辛万苦搞到了票,上得车来,因为多半列车超员,服务质量根本就谈不上了。票价是正常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最后仍然是让消费者吃了亏。尽管这不是铁路方面的本意。但事物有自己的规律,不依照规律,最后是事与愿违。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张维迎的那句话: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要看后果而不是愿望。

  如果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但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没有照顾到平等。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又有平等的票价。比较起来去年的办法或许能兼顾一点,即卧铺涨价,硬座不涨价。因为买卧铺的旅客一般不是低收入阶层。即使如此乘硬座的旅客还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车票仍然可能买不到,服务质量肯定要下降。

  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如果能够满足春运时的运输,平时一定是能力过剩的。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时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铁路春运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彻底解决,只能从现状出发加以改进而已。但是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价格歧视--经济原理与道德原则的博弈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今天进入小组讨论,在经济界的小组讨论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对今年铁道部实行春运票价不上浮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由此导致的价格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吴敬琏委员从经济学家茅于轼一篇关于春运票价的文章谈起,他指出,铁道部决定今年春运票价不上浮,媒体是一片叫好声,很多人特别是农民工也很高兴,但是结果似乎不太理想。事实上有很多农民工连夜排队却买不着票,另一方面票贩子横行,票价高涨,还有批条子等种种不合理的寻租现象出现,并没有让希望能照顾到的群体受益。

  吴委员认为,多数经济学家不会赞成 铁道部的这种方法,因为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理。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竞争性的价格都应该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某种道德原则决定。因此,价格浮动是必要的。如果农民工过年回家在经济上有困难,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给全体打工者补贴,这样的措施可能更合理一些。

  吴委员表示,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个原则不能动摇。但是必须注意人民利益也有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有时候片面强调现实的、短期的利益会损害长远的、间接的利益。政协是一个参政议政的机关,提建议时应该兼顾长远利益。

  吴委员还引用了 燃油税的例子。他认为,其实去年应该利用 原油价格下降的机会把多年来想推行的燃油税加进去,让零售价保持不变。但是主管部门最后采取了简单的降低汽油零售价的措施。虽然迎来了一片欢呼,但是不是符合人民长远的利益还值得讨论。燃油税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符合长远利益的。